清咸丰十一年七月，年仅31岁的咸丰皇帝驾崩于承德避暑山庄，其早亡之因固然有着早产带来的先天不足、体弱多病，但起决定作用的却是他登基以后的四大不良嗜好——贪美色、贪丝竹、贪美酒、贪鸦片。其中，“置天下兵革于不顾，方寄情声色以自娱，以致体多疾，面常黄”的荒淫表现更是直接决定了咸丰皇帝的早亡命运。

面对摇摇欲坠的祖宗江山，尤其是面对外敌入侵，身为一国之君的咸丰皇帝不思重振纲纪、抵御外辱，反而以吸食鸦片来麻醉自己，甚至志在“醇酒妇人以自戕”。如此表现，能被后世评价为“荒淫不堪、昏庸至极”的昏君，倒也在情理之中。

相较于咸丰皇帝，其子同治皇帝在位期间的荒淫表现丝毫不落下风，先是同毓庆宫行走王庆祺之间“同床卧起，如汉哀董贤故事”的男风荒唐；再是放弃整个后宫，“出而纵淫，专觅内城之酒肆暗坊取乐焉”；甚至因此“身染不可名言之疾，下部溃烂，臭不可闻”，年仅19岁便早早驾崩。

可与咸丰皇帝的后世评价不同，在荒淫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同治皇帝却多被后世抱以同情眼光看待，甚至多以“惜哉、叹焉”予以无奈评价。

同为荒淫帝王，为何咸丰遭人唾弃，同治却让人倍感同情呢？其实，两人之间的区别就只有一个，那就是荒淫表现的起因。

咸丰皇帝的主观荒淫

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皇帝驾崩，其第四子奕詝登基为帝，是为咸丰皇帝。此时的咸丰皇帝年仅20岁，意气风华、势头正盛，立志要有一番作为。仅在道光三十年，咸丰皇帝就进行了一系列积极举措，勤于政事、任贤去佞、重用汉臣、革除弊政，试图将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重新带回巅峰状态。

对于咸丰皇帝在继位初期的表现，后世学者也都给予了积极评价，认为其“在整顿吏治方面是个狠角色，处理官员的级别之高、力度之大比雍正还要厉害”，甚至一举改变了清朝实行了二百多年的“重满抑汉”国策。纵然当时的清朝已经“东南糜烂，外敌频扰，天下岌岌”，但咸丰皇帝如果一直努力下去，重振朝纲、挽救江山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

咸丰皇帝剧照

可咸丰皇帝努力了不到两年，眼见朝局未改、局势未变，再加上太平天国的势头越来越盛，竟然直接放弃了即位之初的雄心壮志，一头扎入后宫、扎入圆明园，开始了“醇酒妇人”的荒唐生活。在诸多时人笔记、坊间野史的记载中，这一时期的咸丰皇帝“寝后宫妇人所，数日不视朝”；时常居于圆明园，“命宫监四出觅汉女充下陈，速揽四春之宠”；甚至公开对出宫寻找美妇人的内监下令，“苟得可人儿，虽倡亦可”。

也就是说，作为清朝历史上最后一个握有实权的皇帝，咸丰皇帝“寄情声色以自娱”甚至“醇酒妇人以自戕”的荒淫表现，皆是自己的主观选择并无任何客观因素推动。身为之国之君，咸丰皇帝在社稷多难、江山危急之时竟有如此表现，理应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受人唾弃。

圆明园遗址

同治皇帝的被动荒淫

相比较于咸丰皇帝，同治皇帝即位时年仅6岁，而且当时的朝廷奉行“太后垂帘、亲王秉政”的政治格局。也就是说同治虽为皇帝，但并无皇帝职权，更何苦一个6岁的孩子实难有重振朝纲、挽救社稷的念头。

再加上清朝祖制规矩的严格约束，同治皇帝不能和两宫皇太后同居一殿，只能“独居养心殿”，在内监、宫女和翰林院侍读的陪伴下渡过性格、秉性养成的关键时期。而这些内监、侍读们大多为了功名利禄而曲意媚上、一味投其所好，为其提供淫秽画册、讲述宫外荒唐，让同治皇帝过早的具备了成为荒淫帝王的一切条件。

以时任翰林院侍读王庆祺为例，此人“美丰仪，工度曲，擅谄媚之术”，每日不思劝君苦学，而是“日携秘戏图，与帝狎坐一榻，低头共阅”。尚不具备判断力的同治皇帝，哪能受得如此诱惑，在同王庆祺行男风荒唐的同时，也为其日后“出而纵欲”的表现埋下了祸根。

?同治十一年，17岁的同治皇帝大婚，“端庄贞静，美而有德”的皇后阿鲁特氏也曾让其“甚爱之”。可当时实际掌权的慈禧太后偏偏不喜欢阿鲁特氏，甚至对同治皇帝的后宫生活横加干涉，数次要求同治皇帝“慧妃贤明，宜加眷遇。皇后年少，未娴礼节。皇帝毋辄至宫中，致妨政务”，甚至还专门派出太监监视同治皇帝的后宫生活。

“爱妃不能宠，不爱之妃强加之”，同治皇帝为不使阿鲁特氏受慈禧太后刁难，更为了反抗慈禧太后对自己后宫生活的横加干涉，索性放弃整个后宫，“终岁独宿乾清宫”。可业已成年的同治皇帝毕竟自幼被淫秽画册、宫外荒唐所熏陶，对美色的沉迷已经无法阻挡，于是便在贝勒载澄的带领下开始了沉迷烟柳之地的宫外弥补，以致身染内毒，不治而亡。

同治皇帝固然荒唐，但其年幼时期所受负面蛊惑，尤其是慈禧太后在其成婚以后的横加干涉，才是造成同治皇帝荒淫的根本原因所在。也就是说，同治皇帝的荒淫乃系被动造成，客观影响占据主导地位。如此来看，年仅19岁便早早驾崩的同治皇帝，确实值得同情、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