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儒主义的基本意涵是“冷漠、无为、不希望”,玩世不恭、得过且过、难得糊涂,具有“无原则地怀疑、有意识地虚假、不反抗地愤世”等特征。理论化的犬儒主义可溯及至古希腊。约公元前4世纪起,希腊城邦自治和世风日益败坏,第欧根尼等哲学家主张以离经叛道的言论和行为,否定世俗贪欲与诡辩,被称之为“犬儒学派”。犬儒学派哲学本身是严肃而带有批判精神的,并非玩世不恭。但经百余年发展,它丧失了批判精神,转为玩世不恭、精致利己。在当代社会哲理思考中,犬儒主义常是批判理论的鞭挞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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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村面积9580.5亩、人口3100余人,有水田584.4亩、旱土366.75亩,其所在的县和渡桥镇介于珠三角与粤西贫困山区之间,属中度发展地区,少量在家务农的村民收入主要来自蔬菜种植,大部分农户收入主要靠打工。与笔者在中部地区诸多乡村调查中接触到的经验一样,绝大多数的程村青年在心态上都有玩世不恭、愤世而又得过且过的特征。
当然,其中也有一部分情绪是针对国家权力的(如愤于腐败现象,但自己办事有需要时却主动顺从之),但更常见的是针对与国家权力无涉的社会层面,作此类反应。例如,一方面对他人哪怕是通过正当渠道致富、自己状况却相对较差而忿忿不平,另一方面又认为人生就是一场“空”,不必累死累活去比拼;认为人生非常“没劲”,但又并非真认可“虚无”,一方面为更好的生活而为父母、子女忙碌,另一方面感叹有“(生)命”而无“脉(搏)”;已致富,一方面觉得世界太肮脏,自己每天算计着赚钱、心累、想学佛,另一方面却为赚钱“该做什么(不好的事情)照做什么”。
凡此种种,皆属青年人以犬儒主义心态对待社会的表征,只是程度与社会评价略有不同。用程村人的话来说,前者“逍遥”,次者“人生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或曰“质朴”),后者“浮华”。这里不妨各举一列,以示其类型化的特征。
第一类,逍遥型犬儒主义。在程村,要说“逍遥”,程敬修无疑是典型。父亲多次恨铁不成钢地责骂他,叔叔也批评他“我看你就是个贫下中农的命,却老把自己当个高干子弟”。然而,程敬修对这些责骂、劝说和批评充耳不闻,由妻子种地养小孩,小孩上学的学费有时竟也要父亲支付。
据程敬修说,他也曾于1994-1998年外出到珠海、深圳等地打工(周围有些村民则忘记他曾外出打工)。但很可惜,他是个吃不起苦的人,每年都会好几次辞掉工作,回程村呆上十天半个月,更遑论存钱。近年,程敬修不再外出打工,只是偶尔在本地石材厂做点不太耗体力的工作。
他多次强调“逍遥”自有其“道理”:“打工发不了财的,对这个问题,我去打工的第一天就看透了。我当时把话说死了,‘靠打工发财,还不如买彩票’。你看他们打工累成那样,还不也就比我多盖了个(一栋)新房子?我反正就住着老窦(爸)这青砖房算了,以后老人家过身(去世)了,这个就是我的,(圩镇上的)铺头给我细佬(弟)。这种钢筋混凝土楼板的青砖房,住上一两百年应该都不会倒的。(我)小孩将来要是有本事,他就自己盖,没本事就继续住这个。我非要累死累活盖个新的干什么?人活一世,草木一秋,都不容易的,重要的是活得轻松、自在。”
他也常会泛泛地批判社会不公,“凭什么这样的人赚这么多钱”。而当被问及“他们为什么不能赚这么多钱,是不是赚钱的手段不干净”,他又说不出理由,只是偶尔嘟囔一句“好像也没有(不干净的赚钱手段)。就是看不惯他们那神气的样子”。不少人都跟(反驳、挤兑)他说:“你也可以(这样)啊。”他则总是一副老腔调:人活一世不容易,既然发不了大财,还不如活得轻松点。
第二类,质朴型犬儒主义。近年程村仍在家干活的年轻人,只有少数妇女。程敬修的堂妹程敬娴,是这少数当中的一位。1995年初中毕业后,曾前往东莞某制鞋厂打工。但程敬娴很快发现根本受不了那么高强度的劳动。1998年结婚后,她除短暂外出务工,主要在家种地。
在她看来,如果打工的收入比较高,两口子都在城里打工,能把小孩带到身边培养,当然更好。但打工的收入不足以把小孩放在城里培养,就不能两口子都在城里打工。她在家种地,还尝试过养猪,基本上赚不到钱,家庭主要收入还是靠丈夫打工。对于务农,她认为并没什么意义。有一次,当她发现没听懂港剧粤语中夹杂的英文单词时,感叹自己太“土”,竟然连粤语电视都看不懂了。“没劲”“总感觉少点什么”是她常用来描述生活的词汇。
“没劲”并不表示不愿干活,事实上她与丈夫一直都算比较勤奋(很多村民称赞其“质朴”),只是常觉得这种生活没意思。同样,“没劲”也不表示“虚无”。这其中还是有“东西”的,只是“少点什么”。“少”的也不是指缺钱这样具体的东西,而是缺少生活的乐趣、闲情,缺少机会到外面看世界。
在她看来,打工不算到外面看世界,只是在外面讨生活。笔者曾问:“是旅游(才算)吗”?她说:“可能吧,差不多就是旅游吧。好像也不是。你要是说因为打工到了这城市、那城市的,都不算。完全是为了吃、穿才去这些地方,你哪有悠闲的心情去到处看风景,去体验生活啦?比方说,你要是在广州塔上做建筑工人,当然也可以看珠江啦。但是,这个和你上去一边喝早茶一边看珠江,感觉肯定不同的啦。风景并不缺,缺的就是这种感觉啦。对了,就像......僵尸一样,会动,但没生命......就像我们农村迷信的说法,‘丢了魂’。吃饭、睡觉、赚钱,样样都可以,就是少了个‘魂’。”这就是有“命”但没有“脉”。当被问是否想努力改变这种状态时,她却说“没力气也没心思折腾了,得过且过吧”。
第三类,浮华型犬儒主义。在程村很多普通青年人看来,程福稻无疑算得上是成功人士。他经营着一家石材企业,保守估计资产达2000多万元。不过,和人们想象得很不一样,程福稻之类的富裕青年并不总是觉得生活很带劲。相反,他抱怨生活“没意思”,并不比程敬娴这样的人少。例如,好几次与笔者一道吃饭时,程福稻不止一次地被电话打断,或是有关石材厂的工作安排,或是生意伙伴谈事情。接完电话,他往往会说“哎,吃饭都不得安宁”,并表示每天都是如此,真不是人过的日子,日子过成这样真没意思。
2011年腊月某次,程福稻曾向笔者感叹:“喝点小酒、聊聊天,简直就是放松头脑、净化心灵。别以为(我)比你们多赚了几块(钱),要从内心说,我真的很羡慕你们读书人,不用操这么多心。有时候,我觉得,要不是为了给小孩再多赚点,真不想再过这种生活,一天到晚紧张兮兮的,不是算计着从他人那里多赚一点,就是算计着不要被他人从我这里赚太多。好没意思,太累。身累,心更累。要说赚钱,是赚了点,但除了赚钱,生活其实好像空得很......这个世界太肮脏了,干脆以后你来给我讲讲佛经吧。”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程福稻在吃饭期间不会接下一个打进来的电话,不会想尽各种理由增加谈判的筹码,与生意伙伴锱铢必较地争取自己的利益。当被“提醒”(也算恭维)他“已经赚得不少”时,程福稻又笑道:“钱是不会嫌多的。这个就像抽鸦片一样,你越赚得多,就越想赚更多,没有止境。”甚至为增进“朋友(生意伙伴)感情”,有时他“不得不”与“朋友”频繁地相互“请客”,共同去“找小姐”。另一方面,他有时抱怨疲于应付此类活动而败坏了性欲。在不少村民看来,这其中显然不乏悖论:一面想学佛,一面为赚钱该怎么做还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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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程村青年人心态上所呈现出来的犬儒主义特征,如果不只是简单地从道德上做一番批判了事的话,或许要在一定程度上带上人类学所强调的“他者”眼光,也即首先从他们自己的角度来审视,其缘由究竟是什么。
从收入的角度看,在总体上已经温饱不愁的程村,程敬修的状况无疑处在底层。但是,一旦“看得开”,他即安于此状。这种社会心态虽然无疑与其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有关,但也与他常说的“靠种田、打工,发不了财”背后所指称的社会事实密切相关。
在人均耕地极其有限的情况下,粮食种植只能解决口粮,外加面向市场的蔬菜之类的经济作物,才能勉强达到温饱。而若外出打工,除非付出比“糊口”水平的工资多得多的努力,要积累一定的存款并非易事。程敬修这种个体性的体验,在宏观上也有相关数据作为支撑。
有研究表明,如果扣除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等因素,按可比价格计算,1990年代末与其初相比,珠三角地区普通农民工的工资不仅没有上涨,实际上还略有下降。而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对外出口贸易旺盛时期,工人每周7天、每天工作15-18时左右的大有人在。大多数农民工出于各种原因,接受了如此低工资、高强度的劳动。但是,也有一部分人难以坚持下来。
可以说,对于外出务工的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程敬修确实“看透”了。首先,即使愿意吃苦、努力工作,也很难达到实现社会地位实质性改变,即学界所说向上的社会阶层流动的目的。其次,即使不努力工作,只要依靠父母留下的住宅和些许接济,加上一小块耕地,衣食住行基本有保障,社会地位也不至于再下降到那里去,却可以不用“累死累活”而“活得轻松、自在”。既然看清了这种事实,加之主观上宁愿少劳动、少收入,而不愿多劳动以缓慢的速度积累财富,“晃悠”便成了一种“明智”的选择。这与费孝通先生所称的“消遣经济”,其内在逻辑一致。
问题是,不仅社会分层中总是会有阶层压力,而且当代乡村社会在转型中正日益卷入更深的“消费主义”经济。不像“消遣经济”对应于“知足常乐”的心态,消费主义经济逻辑的根本特点之一是不断刺激欲望日益增长。
在这种社会状况下,即使“逍遥”如程敬修者,也很难真正彻底置阶层和消费压力于不顾。面对他人哪怕是用“干净手段”致富,他还是深受刺激,以至常愤世嫉俗。在这样的经济和社会格局下,更多普通村民努力通过调整家庭分工,以求将生活水平提高一点。毫无疑问,他们从根本上并不拥有比程敬修更多的资源或更好的机会,但比他更积极向上和勤奋。
以程敬娴为例,她在家务农算得上是很勤快的,但同样无法积累财富。长期在外务工的丈夫,才是家庭的经济支柱。这种工农相辅的家庭分工模式,既是一种周全照顾老小同时又力争有些现金积累的家庭策略,也隐含了无力将孩子一并带到打工的城市接受教育的无奈。他们的收入状况和社会地位相比于程敬修自然稍好些,但也只是主要体现为依靠打工的收入盖了新房,可以负担子女在乡村接受教育的费用。
可是,正如程敬修所“看透”的,程敬娴夫妇相比较于他而言,“累死累活”也就只多得了这么一点。从乡村总体社会结构看,他们与程敬修依然大体上处在同一社会阶层。而且,如不出意外,可以说其阶层地位基本上是限定的。
对此,在笔者调研中,程敬娴也曾提到现在就可以想象几十年后怎么样:“这样一辈子,好像除了生了两个儿子,把他们养大,其实什么都做不成。其实也就是重复上一代人、上上代人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转了一圈,然后又回去了。这有什么劲?”然而,所有这些同样不代表程敬娴这样的普通村民,在快速变迁的社会背景下,就愿意彻底安于现状。
尤其是就青年人的年龄特征而言,多少总还是希望人生能有更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较低的社会阶层位置难以改变,稍高于温饱水平的生活主旋律仍是为“柴米油盐”而努力,加上日常生活的重复节奏,即易让青年人产生一种厌倦,却又不得不持续面对的矛盾心理。其心态上深层的悖论,正来自于有意无意的阶层比较。
在对比中,阶层压力因无法转化成有效实现向上的社会阶层流动,而消极化为无力感(即“没劲”)。这从程敬娴关于作为建筑工人和茶客在广州塔上看珠江的区别分析中,可见一斑。与此类似,在笔者调研时,她还曾感叹:“人家用这个牌子的包包,穿那个牌子的裙子,鞋子也是名牌,哪怕是假名牌,用的化妆品也是洋气的。(像我这样)在家里守着这点田土,天天围着灶台、小孩转,出门提的是塑料袋,衣服、鞋子都冇牌,化妆品呢,干脆基本上不用。这样几年下来还不土得掉渣啦?”这不可不谓是对阶层压力十分形象的分析。
当然,相对于程敬修、程敬娴这样的普通青年人而言,程福稻富有得多。就日常生活而言,其所承受的物质压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这并不表示程福稻这样的青年就没有压力。相反,从其忙碌的生活以及时常流露出因此而产生的疲态来看,他对金钱的压力显得比普通青年人更为敏感。一方面,这种压力来自于他本身对金钱有更高追求,“想赚更多,没有止境”。
由此,其日常生活便产生了另一种重复性节奏(尽管内容与普通青年人的不同),“一天到晚......不是算计......就是算计......”。生活本身的乐趣(如吃饭甚至性行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被这种充满紧张的刻板节奏所噬耗掉。另一方面,即便已经致富了,程福稻也依然对社会分层和阶层压力有着很强的敏感性。如在笔者调研时,他曾表示“不得不”频繁应酬、不顾身体多喝酒的原因,是生意规模“不大不小”。他说,要是生意做大了,“就可以斯斯文文喝红酒,每天早睡早起,打打太极拳,其他的事交给手下去处理”,或者如果只是做点小买卖,也不用这么多应酬。既然如此厌倦甚至言辞激烈地批评生意应酬,那能把生意做小点、少点应酬吗?对他而言,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于是,一边骂一边“该怎么做还怎么做”就成了常态。
从上述案例不难看出,当代乡村社会中不同阶层的青年人,其实都遇到了某种阶层压力,并且至少从主观上认为,要进一步实现向上的社会阶层流动,绝非易事(这种看法当然未必对,但就本文聚焦的社会心态而言,重要的是他们有这种心态)。
由此,当下社会阶层构成了一种“镜像”,青年人在此“镜”中看到自己(未来)的“像”,难以实现结构性地改善、上升。但是,对于多少会有些“理想”或“梦想”的青年人而言,实际上很难彻底放弃改善此“像”的冲动,或是完全不顾与其他人(阶层)的对比差。于是,这种阶层“镜像”映射到心态上,在客观现实与主观心理矛盾的作用下,便成了犬儒主义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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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指出,犬儒的主体并非就如福柯所说那般已经消解。相反,他们时不时带着反思的眼光,思考社会与个人人生的关系。还值得指出的是,这些主体选择犬儒主义,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有“身不由己”的一面,是社会阶层压力与现代性文化影响下带有些许被迫色彩的主观心态反应。正所谓“改变阶层地位而不得,又受消费主义刺激,现实批判无力”,诸多外在因素具有很强的限定性作用。
进而,正如Simon和Johnston等人已经指出,犬儒主义并不总是与所谓的“国家权力”相关。相反,社会本身(尤其是阶层分化)也常会是犬儒主义的重要根源。当批判国家权力成为一种不需要再做细致研究和充分论证的“政治正确”之后,研究者的视野就有被遮蔽的危险,不再能看到来自社会和文化层面的犬儒主义根基。
将当代乡村青年中的犬儒主义置放在社会转型的情境下,不难发现,它的出现恰恰是部分地由于现代性渗透到乡村,解构了“知足常乐”心态和“反省、自责、克己......勤俭、刻苦、自励与要强(进取)”等传统伦理树立的“向里用力的人生”标准,而不是因为“现代性匮乏”“解构了崇高”。又因为当代乡村青年中的犬儒主义之根,非常直接、具体地与阶层压力相连,具有非常强的社会性,其对“症”之“药”也就绝不仅是、甚至应该主要不是培养“个体的”公共理性,而应在社会层面上去思考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