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这一年是甲申年，是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大顺永昌元年，更是大西大顺三年。对于当时身处于满目疮痍国破家亡的明朝宗室来说，他们的丧钟被李自成、张献忠、多尔衮接力赛一般，用屠刀不断的敲击。
上图_ 1644年，明末形势图
温水煮青蛙的招抚政策
在清军农历五月初二日赶走李自成，由多尔衮率军进入北京之后，第二天就发布了昭告天下的谕令，为了稳定局势，同时笼络前朝宗室，多尔衮在这第一道的谕令中明确提到：“朱姓各王归顺者，亦不夺其王爵，仍加恩养”。到了五月二十三日，多尔衮再次重申：“朱氏诸王，又来归顺者，亦当照旧恩养，不加改削”。
这样的政策和号召，对于当时惶惶不可终日的明室宗亲来说，不啻于天籁，再加上清军入关打的是为了崇祯皇帝报仇的旗号，所以很多明朝宗室悬着的心就放了下来。但殊不知命运的绞索也就此牢牢套在他们的脖子上，逐渐收紧，直到康熙三十八年，幸存的前明主要宗室在北京被屠戮一空，明朝遗宗的悲惨历史就此才彻底翻过了这一页。
为什么清朝统治者对待明朝宗室的政策从最初的“照旧恩养，不加改削”，变成了屠戮一空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当时的政治环境。
上图_ 《满洲实录》中清军入关图
打败对手 清除主人
顺治元年五月，江南的福王已经在马士英、刘孔昭等人的拥立下成立了南明弘光政权、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也依旧在江北流窜、张献忠的大西政权也在四川观望局势，所以此时的清朝统治阶层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搂草打兔子，将北京及其周围劫掠一空，退回关外。再一个就是与其他政权逐鹿中原问鼎神器。很明显以多尔衮为首的统治阶层已经决定参与到这场王朝争夺战中来了。
由于明朝统治的合法性，以及在江南地区不容小觑的势力，为了尽快稳定局势所以多尔衮暂时藏起了屠刀，递出了橄榄枝给这些朱明宗室。顺治元年七月，多尔衮致信给南明大学士史可法，请他转告福王，如果福王能够率众投降，将会保证他位在宗室“诸王之上”。当然只要不是傻子，都会拒绝这个空头支票。
十月份不甘心的多尔衮以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进军江南，向河南、南京、浙江、广东等地的前明文武官员宣告，凡是主动投诚的，不分官职大小，一律加升一级。至于对福王的态度也变成了“若福王悔悟前非，自投军前，当释其前罪，与明国诸王一体优待”。
从福王“位在诸王”之上，到与明国诸王一体优待的转变上可以看出，随着招揽筹码的不断下降，也表明清军逐渐站稳了脚跟。
上图_ 李自成败亡路线
时局变了政策也要变了
随着顺治二年五月李自成惨死九宫山、南明弘光朝廷覆灭，顺治三年张献忠兵败死在凤凰山、郑芝龙率部投降清军，这一系列的军事和政治上的胜利，也让清朝统治者开始收紧了那些已经投降的前明宗室脖子上的绳索。
顺治四年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钦差巡抚山东登州、莱州等处的朱国柱，在当年八月二十四日《捉获明宗室朱充鲑》的奏本中，侧面反映出顺治元年时对明朝遗宗的重点关注是要求明朝藩王亲子、亲孙入京。到了顺治二年又以“皇恩浩荡”开始准许“疏远散宗···准为太平良民”为理由，对普通宗室进行统计。
在顺治六年，户部尚书巴哈纳请示，是否按照之前皇帝批示的：“明朝遗宗，除原赐予田产清查入官外，其无名封散宗，革去宗室名色，自置地土房屋，准其照旧为业，与庶民一律当差”的政策推进。”在这封奏折后面，皇父摄政王批红：依议。
按照官方的说法，这一切看上去都很美好，但实际上在执行过程中，却满不是这么回事。因为早在顺治四年，前明宗室在皇帝的朱批中已经逐渐变成了“朱贼”。
上图_ 爱新觉罗·福临（1638年3月15日—1661年2月5日），即顺治皇帝
逐渐收紧的命运绞索
以被抓获的朱充鲑为例，顺治四年八月十二日，皇帝得知山东蓬莱县内，有山西逃亡宗室朱充鲑藏匿在推官陈良才宅内一事，立即下旨严查。
批文道：“潜躲陈推官宅内，有何情蔽？作何事业？向日有无往来山西信息？县官何以知之？推官缘何不报？原籍有无产业？”这一连串的反问不仅表现出了统治者的紧张、更表现出了他们的愤怒。那么朱充鲑是何许人也呢？经审查，他不过是明朝隰川王后裔而已，所谓而隰川王也只是分封在山西晋城的郡王，并未有太大的政治能量。
这位被朱国柱捕获，化名为梅雨的隰川王后裔朱充鲑，是以擅自离开山西逃亡山东藏匿的罪名定罪的。如果真的可以就地为民，连自己高祖的名字都不知道破落宗室朱充鲑为何要抛弃母亲妻子，化名梅雨潜逃呢？
上图_ (永历七年)1653年南明与清的形势图
顺治六年，总督江南江西河南等处地方军务领兵部尚书衔的马国柱又在江南捕获了一位年龄七十有九名为朱华塘的明永安王的遗宗。据审，朱华塘在崇祯十六年也就是他七十二岁时才被袭封为镇国将军，属于宗室中的末等，在崇祯十七年后出家为僧。并在顺治二年豫亲王多铎南下时，准备主动投诚，但由于年老体弱行动不便，行至在九华山时被道人刘显如收留，就此定居。
不过朱华塘与崇阳王遗宗朱华堞有仇，所以被恶意举报，并诬陷朱华塘藏匿有藩王印信、手持伪造诏书。在抓获朱华塘后，马国柱也据实奏报称其，“衰病垂危，相随徒弟两人，乞食贫衲，实无别项情节，若夫木印一颗，实系道家钤记···朱华塘数犯，俱可开一面也。”可以看出马国柱对于老迈的朱华塘有怜悯之情的，但其确为明朝遗宗，马国柱不敢私放，只能请示皇帝统候裁夺。
又经过江南按察使、江宁府知府审验后，所得结果与马国柱上奏情况无二。但皇父摄政王依旧批红：朱华塘著就彼正法。
上图_ 爱新觉罗·多尔衮（1612年11月17日—1650年12月31日）
就在国破之后，残存的明朝高层藩王之间的倾轧也愈演愈烈。顺治二年，明鲁王要抢夺明益阳王的地盘，竟直接将益阳王屠戮，彼时只有六岁的益阳王之子朱秀麟被家人朱七老背负逃亡。随着朱七老被杀，朱秀麟这位曾经的郡王之子在赵侍毂、无名佣人、俞世禄、寿文岐多人手中躲藏辗转，直至顺治七年出家为僧。两年后事发，朱秀麟在浙江诸暨被捕。
抓捕他的浙江巡抚萧起元，在一封奏折中真实的表露了当时统治阶层和高级官僚对于明代宗室的态度：“深忆伪藩子姓，或有败奔逃窜或有变姓潜藏，今若不早为净除，恐将来酿患滋大，臣故一面宣播上传德意，广示招徕，一面通行搜查，剪除梗化。”
所谓的怀柔只不过是为了引蛇出洞，好以犁庭扫穴之势剪除干净，因此上才会有朱充鲑潜藏、朱华塘出家等事发生，而这些明朝遗宗的行踪被人层层遮掩，暗中保护的事情，也让统治阶层深深忌惮。
上图_ 明朝银元宝
明朝遗宗的黯然谢幕
正是因为太多朱华塘、朱秀麟这样的遭遇，导致越来越多的明朝遗宗，不敢投诚、不敢与人接触，只能隐姓埋名，或出家、或入道。其中最为出名的莫过于明代宁王朱权的九世孙朱耷，国破家亡之际削发为僧，借以藏身，并自号八大山人，以“八大山人”四字联写，取其似哭非哭似笑非笑的苦涩之意。
这些前代遗宗不仅失去了自由和姓名，他们遗留下的土地、房屋、财货，也理所当然的或被清查收回、或被收缴发买。仅山东青州衡王府一处，就起获十二万七千两窖藏的银子，而从这些宗室身上所得的银子也极大程度的缓解了清初国家财政的窘迫，重新洗牌了豪强势力，巩固了新王朝的统治根基。
站在遗宗和清朝的立场上，逃亡与绞杀这两件事他们谁都不曾做错，可改朝换代正如清场一般，需要把旧的特权阶层清除后，迎接新的既得利益群体登台。遭逢乱世的宗室子孙只能感叹一声：“凤鸟偏从末世来”便就此谢幕，而新入场的权贵则需牢记“眼前有余忘缩手，身后无路想回头。”的残酷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