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遗址出土，让世界为之震撼，一个史无记载的高度发达的上古文明，竟被埋在地下3100年之久，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部分重见天日，从而留给世人无尽的遐想。

由于三星堆文明过于神秘，以至于让人联想到同样神秘的夏朝，因此三星堆的重见天日，在进一步证实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的特征之余，又提出了一个疑问：三星堆文明是不是古史中的夏朝？

一，甲骨文不支持夏朝是三星堆

甲骨文显示，商人与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国交往，经历了战争、接触、友好交往三个阶段，正所谓不打不相识，之后可能双方距离较远，彼此又很强大，于是就开始接触互派使者，最终双方友好交往。

战争：“口寅卜，壳贞：登人（召集士兵）征蜀。”

接触：“癸巳卜，贞：旬在蜀。”

友好：“贞：蜀受年（询问蜀国是否丰收）。”

盘庚迁殷之后，商王祭祀上天与祖先神灵时的记录，即是如今发现的甲骨文卜辞，也就是说，殷人与古蜀国的交往是从公元前3300年之后才开始的。因此，如果古蜀国是夏朝，那么不仅夏朝历史要改写，而且汤武革命历史也要被颠覆，整个夏商甚至五帝历史都要改写。

但距今3700年时，夏朝开始衰落，三星堆文明开始兴盛，在兴衰时间上似乎有所联系。

更为重要的是，考古证实三星堆与二里头有着文化上的交往，两座相隔数千里的遗址有众多“同款”文物。牙璋、陶盉、镶嵌绿松石铜牌饰……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与位于洛阳的二里头文明高度相似。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侯卫东认为，从文物相似度来看，二里头文化对三星堆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上层礼制方面。

基于此，在汤武革命之后，有无可能夏朝一支后裔逃亡四川，在四川又延续了夏朝，三星堆遗址会是夏朝的一个分支吗？其实，如果古蜀国是夏朝后裔所建，那么商朝发现“前朝余孽”时会有什么反应？想必不会是甲骨文中显示的那么友好。

二，周人态度否定夏朝是三星堆

《史记》记载，按照中国传统二王三恪制，周武王克殷之后，寻找夏朝开国君主夏禹的后裔，结果找到东楼公，便将他封到杞地（河南杞县），延续杞国国祚，主管对夏朝君主的祭祀。

《论语》记载，孔子曾为考察夏朝之礼而到访杞国，但是由于杞国文献大多散失，因此孔子感慨道：“夏朝的礼，我能说出来，但是夏朝的后代杞国不足以证明我的话。”

不管杞国是不是夏朝后裔，这两段记载说明当时社会普遍认为杞国是夏朝后代。

三星堆文明后期，可能爆发了内部动乱，一部分人迁徙到了金沙遗址，距离三星堆40公里的地方，之后金沙遗址附近的古蜀国一直延续到了战国时期。迁徙到金沙遗址百余年后，周武王兴兵伐纣，古蜀国是其中诸侯之一，“牧誓八国”第一位是庸国，第二位就是蜀国，但也几乎仅此而已，没有介绍古蜀国来历、作战等情况。

如果古蜀国是夏朝的话，在商周交替的敏感政治时期，为了表明夏朝后裔反抗纣王无道跟随周人作战，周武王怎么都应该在政治宣传上隆重推出古蜀国，怎都会将古蜀国的夏朝后裔来历重点说明才符合逻辑。

然而无论是西周，还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都无人将古蜀国与夏朝联系起来，反而更多的是将巴蜀地区视为蛮夷之地，中原史家一度无视古蜀国。

三，考古勾勒出三星堆先民来源

作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三星堆文明的重见天日，表明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都属中华文明的母体。那么，作为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星堆先民到底有何来源？

1995年，在四川成都市新津县城西北的龙马乡宝墩村，考古发现了“宝墩遗址”。宝墩遗址是川西地区最早和最大的古城，面积先为60万平方米，后扩增为近300万平方米，其建造年代在公元前2550年，废弃年代在公元前2300年。从年代来看，宝墩遗址应该是古蜀国的开国之都，很可能是古史中记载的蚕丛、柏灌等蜀王的都城。

宝墩遗址之后，根据考古发现的郫县古城、都江堰芒城、温江鱼凫古城、崇州双河古城、崇州紫竹古城、大邑高山古城、大邑盐店古城等遗址判断，古蜀国的国都不停地向北迁移，古蜀国的势力不断向北扩展与延伸，大约在距今3700年时停留在了广汉鸭子河畔，创造了璀璨的三星堆文明，大约在距今3100年时迁徙到距离三星堆40公里的金沙遗址，后来战国时秦国司马错灭掉了蜀国，流传了数千年的古蜀国至此灭亡。

也就是说，宝墩遗址的兴衰比上古五帝还要早，大约与三皇处于同一时代，在夏朝晚期时古蜀国迁徙到了三星堆，整个过程可以通过上古遗址清晰的勾勒出来，因而三星堆不可能是古史中的夏朝。如果三星堆是夏朝，那么就代表三皇五帝等人都可能在四川盆地，这无疑将颠覆中国的整个上古史。

一切神秘的东西，都源于人们对其不了解。三星堆并不神秘，更不是外星文明，只是因为对其缺少了解的错觉。随着地下文物的不断“挺身而出”，随着研究的深入，三星堆的面貌将会越来越清晰。如今，已经基本可以确认，三星堆文明是中华文明多元起源地之一，但并非隔绝发展的文明，更非古史上的夏朝，而是受到中原夏商文化一定影响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