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战争的历史证明: 战争的结局不仅直接决定于前线，而且也决定于后方。对于后勤的作用，历代军事家都认为，它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在物质消耗巨大的现代战争中，其地位尤其突出。
在1950年10月至1953年7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后勤保障方面存在着两个明显的困难：第一，前运的物资不能保证战场需要；第二，兵员和物资不能就地得到补充。
物资供应是整个战争期间，尤其是运动战阶段特别突出的问题。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初期，于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连续进行了五次战役。激烈战斗造成的大量消耗，战线延长和不适于运输的作战地形，对战勤保障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是极其严峻的考验。我军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后勤供应体制，一时不能适应这种全新的环境和急剧的变化。
第二、第三次战役进行期间正值寒冬时节，气温低至零下20到30度，我军各部队冬装尚未配齐，特别是来自我国华东、江南地区的部队，防寒经验不多，有些步兵团冻伤高达70%，冻伤超过战伤，甚至还出现冻死的现象。人员冻伤成为部队减员的一大因素。粮油蔬菜不能及时送到前线，在前三次战役中，粮食供给按全军平均计算，仅能保证所需要量的四分之一。
由于敌人实施空中封锁、自然条件限制和供给体制存在的问题，导致糟糕的后勤保障情况严重影响了我军“战役决心、战役持续时间、战役深度和军队的机动集结和作战”。第一次战役，我军追击敌人到清川江时粮弹便已告罄；第二次战役，我军原打算在西线以2个军另2个师担任迂回任务，由于粮弹不能保证这一数目部队所需，只好减少2个师。
如此捉襟见肘，使志愿军指挥机关痛切地认识到：“战争是人力物力的竞赛，尤其对于具有高度技术装备的美军作战，如果没有最低限度的物资供应，要想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根据军委的指示，志愿军党委于1951年5月专门做出加强后方勤务的决定，要求全军把后勤工作作为“目前时期我们一切工作的首要环节，并责成各级加强对后勤的领导，把它列为议事日程第一项。”此后，志愿军后勤力量得到大大充实。1952年上甘岭战役，我军参战部队总共4.3万人，然而担负后勤运输的部队就有8000余人。这次战役期间，我军在运输中伤亡1716人，占战役伤亡总数的14.8%。
和物资供应一样，我军的人员补充同样来源于国内。战争的剧烈、残酷，使我军减员甚大。从1950年10月到1953年7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33个月，战斗减员36.6万人，每月平均伤亡1万多人。所缺员额，一方面由我国东北输入新兵补充，另一方面国内部队轮番入朝参战。仅运动战阶段的8个月内，我军除第一批部队6个军之外，又陆续增调第九、第十九、第三兵团进入一线作战。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总后勤部卫生部编写的《抗美援朝战争卫生工作总结卫生勤务》表191记载，阵亡11.4万人，医院共接收伤员38.3万人次，失踪2.56万人。由于入院伤员有的是第二次、第三次负伤，因而在统计上造成重复，伤员总数中又有一部分属于非战斗负伤，所以最后确定的战斗减员总数是36.6万人。
非常明显，我军在国内那一整套的“即俘即补、即补即教、即教即打”的溶俘经验和“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的补给方式已不能适应新的作战环境。况且，我军俘获敌方人员不仅数量少( 1951年12月停战谈判讨论战俘问题时，我方实际收容的战俘为1.15万人，阵地战阶段俘获更少)，而且不能加以补充和改编。
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不仅决定于军事、政治，而且也决定于经济和综合国力。因为战争的基础是物质，离开了物质的保障和支持，战争这个机器就无法有效运转。只有不断增强经济实力，切实搞好后勤保障，才能真正做到爱惜战士的生命，才能真正实现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
只有小米加步枪，也敢于和拥有现代化装备的敌人作战，这是光荣；但小米加步枪本身，绝不是光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