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20日，大寒。
陶勇出门前，妻子照例送上叮嘱：“家里车子的电瓶已经坏了一段时间，有空的话送去维修一下，以备春节使用，今天妈妈要做你最爱的香菇米线，下班记得早点回来吃饭。”陶勇一一答应下来。实际上，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兑现承诺，毕竟在医院工作，每天面对的都是未知情况。
他心想：“好像家里，是我唯一能够说谎的地方。”
走出楼道门，陶勇呼了一口气，低温很快让呼吸形成一团白雾。
此时，距离春节还剩4天了。
临近年根，医院的患者却有增无减，为了加快看病速度，这天中午陶勇没有去食堂，而是在办公室里囫囵吃了一碗泡面，1点左右就重新开诊。
下午的第二位患者是一位眼底损坏的电工——北京打工，每月3000，包吃包住。聊起来，陶勇知道他为了多赚些钱，今年春节决定不回家过年。陶勇感慨这位电工不容易，退掉了他的挂号费，并把上午其他患者送来的一袋小米转送给他，希望他能过个好年。问诊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看着逐渐减少的病人数量，陶勇心想，或许今天能准时下班，回家吃一碗热气腾腾的香菇米线。
而这一切设想，伴随着几声尖叫与一声闷响，被打破了。陶勇后来形容那一瞬间：“就像被棒球棒砸了一下，头嗡的一下，整个脑袋磕到办公桌上。”这一天，距离他40岁生日还有4个月，此后陶勇的人生在某种程度上，被迫分成了两段。而分割线，是一道道触目的伤疤。
陶勇再次醒来，是第二天的中午。躺在重症监护室里，他的身体被固定在床上，头上缠满了纱布，双手也被打上了厚重的石膏。后来，他在书中描写了睁开双眼后的世界：“白色的屋顶上有几个黑色的斑点；明黄的白炽灯照得整个房间通明空旷；输液管里的滴液，先是慢慢凝聚，然后形成一颗结实的水滴，悄无声息地流入我的身体。”重症监护室里的一桌一椅对于陶勇而言过于熟悉，却又对此刻的他有些陌生。熟悉的是，这是他过去数十年常常工作的地方，陌生的是，这次他却换了一个角度与身份，重新审视这间屋子。
受伤后的陶勇后来，随着逐渐清醒，陶勇才在家人与同事的口中，拼凑出自己受伤当天发生的事情：那个被他认为是棒球棒的东西，实际上是一把锋利的菜刀，砍人者是他三个月前曾诊治过的一位病人。而原因则是对自己的治疗效果不满。愤恨之下，这位病人拿着刀冲入了陶勇的诊室里。在诊室里，陶勇的座位本来被设立在了靠近诊室门的位置，但他却特意将自己的座位调换到了靠近灯箱的内侧位置，以便在替病人看片子的时候，能够更清晰一些。在陶勇工作的这些年里，像这样的细节还有许多，而出发点只有一个——更方便诊治病人。那时的陶勇并未想到，自己的善心，会在未来某一日，变成自己的“阻碍”。
陶勇在替病人诊治中
被砍时，陶勇正在替下午的第四个患者看病，因为右手拿着病历本，所以他下意识地使用左手去遮挡。这也造成了他左手的伤势，远高于右手。后来，陶勇谈起自己九死一生的逃离过程，感谢了4个人：两位是他的同事，一位是他的病人家属，另一位则是一位快递员。彼时，被砍伤的陶勇下意识地想向外逃跑，却因为座位的原因，逃跑受阻。而这时隔壁的杨硕医生，在听到呼救后，立刻拿着椅子冲上来与行凶者扭打。过程中，他被砍伤了耳朵与头部，也为陶勇争取了逃跑的时间。除此之外，另外三位陶勇感谢的人是——将满身是血的陶勇扶进房间并反锁大门的陈护士；替陶勇用手挡了一刀的病人家属田女士，以及拿起一块广告牌，挡在陶勇与行凶者之间的快递员赵先生。
陶勇与替自己挡刀的田女士（右二）一家期间，还有许多病人在陶勇被追赶的过程中，伸出腿想要绊倒行凶者。也正是因为这一环环的阻挠，才让陶勇跌跌撞撞地“死里逃生”。这场砍人事件造成陶勇左手和前臂9根肌腱被砍断，头上被砍3刀，右手臂枕骨被砍伤，失血1500毫升。在经过长达7个小时的抢救后，陶勇被送入重症监护室观察，并在整整两周后才得以脱离生命危险。
陶勇受伤的左手
陶勇受伤后，网络上如飓风般地发起了一轮关于医患关系的全新讨论。在媒体的报道下，人们开始认识陶勇：28岁从北京大学医学部以医学博士的身份毕业；35岁成为了主任医师；37岁就担任博士生导师。他还在自己主攻的葡萄膜炎领域发表了91篇SCI论文，发表在中文核心期刊上的论文有26篇，还主持着多项国内外科研基金。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陶勇做过15000多台手术，最多的时候，他曾以5分钟一台的速度，在一天内做过86台手术，治疗过的病人，多达10万名……
受伤前做手术的陶勇
在眼科领域，陶勇无疑走到了行业内的前列，专业性之外，更打动人心的，还有他的善良：在诊疗的过程中，遇到经济拮据的病人，因为担心病人错过最佳治疗期，他有时会自掏腰包，为病人垫付医疗费用；为了节省外地来就医病人的开支，他不限号，常常一开诊就工作到晚上10点；被砍伤时，还有数十名已经挂号的患者等着被陶勇诊治，第二天，还有好几台手术等待着他去做……
陶勇替病人贴钱治病的聊天记录
然而一切都被一把突然落下的刀改变了。那把刀砍断的，不仅是很多家庭的希望，也是中国最好眼科医生之一的未来。而陶勇的人生，也在40岁这年，以极其强硬的方式，被调转了方向。
陶勇成长的地方，离北京很远。
在17岁之前，陶勇一直生活在家乡江西南城县建昌镇，在那个不大的小镇里，父亲在检察院从事一份普通的职员工作，母亲则是新华书店的一名售货员。
小时候，因为父亲常常出差，陶勇放学后总会去母亲工作的书店，一边看书一边等母亲下班。
陶勇家乡：江西南城县建昌镇
家里并不算太富裕，但父母却在能力范围内给了陶勇最好的生活：
陶勇是班级里第一个用上自动铅笔的孩子，那是父亲出差时给他买回的；同时他也是班里拥有各类书籍最多的人——无论他想买什么书，母亲从不会拒绝。
许多年后，陶勇才知道，那时母亲因为工作长时间站立，常常腰痛，父亲想让母亲睡觉时舒适一些，于是攒了一笔钱，想买一个当时流行的席梦思床垫，然而那笔钱却陆陆续续被母亲用来给陶勇买了书。
后来，陶勇形容那时的自己就像一朵长在温室里的花：“完全不知道室外会有酷暑严寒、风雨霜雪。”
或许正是因为来自于这样的家庭，才让陶勇在许多年后，依然保持着一种专属于少年的真与勇。
陶勇的家乡曾经因为环境的原因，是沙眼的重灾区，母亲在他很小开始，就患上了沙眼。
每次犯病时，她的一双眼睛都会变得红彤彤的。那时母亲缓解的唯一方式，就是在眼中滴眼药水。
这样的病痛困扰了母亲多年。
直到一次陶勇陪着母亲去南昌看眼病，看着医生从母亲的双眼里一下下挑出许多细小颗粒，在挑完后，困扰母亲十多年的沙眼症状，被极大缓解了。
那在陶勇十几岁的世界里，成为了一个十分奇妙的时刻，仿佛在那些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手中，任何的病痛，都能够被处理妥当。
或许，就从那个时刻起，一个梦想就在少年的心中暗暗成型。
高考报志愿那年，陶勇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选择了北京医科大学，然而陶勇的这一决定，却引起了父亲强烈的反对。
陶勇考上大学那年，是电话机刚开始普及的1997年，装一台电话要3000块钱，有时还需要排号，自然而然，在大学里最火的专业也变成了电信专业。
陶勇的父亲希望他选择电信专业。
一方面是觉得这是一个挣钱多且轻松的工作，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陶勇的姑姑与姑夫是医生，陶勇的父母明白，当医生是一件多么辛苦的事情。
受伤前的陶勇医生
为了让陶勇改变心意，父亲请来了陶勇的老师做工作，可陶勇却执意要学医。父亲拗不过，叹了一口气对他说：“学医要比其他专业辛苦得多，你可有的熬啊。”
就这样，陶勇如愿成为了北京医科大学的一名学生，开启了长达10年的学医生涯。
1997年8月，陶勇和父母坐着火车，出发去往北京。
从江西到北京坐火车需要两天半，彼时正值开学，火车位置紧俏，陶勇一家没有买到座位，只好站着去往北京。
如今的陶勇，对于北京的一切早已再熟悉不过，可对当时初来乍到的他而言，北京的一切都充满新奇感。
陶勇形容那时的自己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站在天安门前，望着红色的城墙，陶勇一家人激动地抱头痛哭。
2000年国庆节20岁的陶勇在天安门前拍照留念
陶勇说：“当时我甚至觉得，好像一切的人生，都已经来到了终点。”
那是一个小镇青年梦想成真的时刻，也是他伸手触碰到梦想时第一次产生的实感。
然而，对于17岁的陶勇而言，他的人生之路，才刚刚走入主赛道。
位于积水潭医院旁边的研究生宿舍，是陶勇进入朝阳医院工作之前，在北京生活过最长时间的地方。
本科毕业后，陶勇又考入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攻读硕士与博士学位。从本科宿舍搬入了位于北京二环的研究生宿舍。
那是一栋由老旧宾馆改造而来的学生宿舍，每到夏天，墨绿的爬山虎会将整栋楼包裹得严严实实。
陶勇的宿舍位于一楼，一天之中，就算在阳光最好的时段，宿舍内也总是阴暗。在这间宿舍里，陶勇度过了研究生与博士五年的求学生涯。
而那间幽暗的房间，也见证了“小陶医生”飞速成长的十年。
2007年，陶勇博士毕业时
医学生的日常，异常忙碌，除了正常的上课与课题，陶勇还要去医院实习。
偶尔得到一两日的假期，他也不休息——通常，他一早就会起床，坐2个小时的公交去郊外的屠宰场买猪眼，然后带回试验室，开始一整天的实验研究，常常结束时已是深夜。
后来，为了方便做研究，他甚至亲自养起了猪和兔子。
在同学眼中，陶勇对于物质与娱乐的要求一向很简单。而每当同学邀请陶勇出去聚会，多数时候陶勇也总是礼貌拒绝。
节省下来的时间，都被他放入了学术中。
在陶勇宿舍的床下，有一个半米高的大铁桶，通常，陶勇会将穿脏的衣服一股脑地放进桶里，直到桶里被塞得再也塞不动后，他才会提着铁桶去洗衣房，扔进洗衣机里一起洗。
那时，陶勇的同学形容陶勇：“他仿佛天生就是为了从医而生的。”
陶勇对于物质生活的抽离与对于学术的热爱，从未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丝毫改变。
后来，在陶勇受伤后，他的好友李润曾经去陶勇医院内的宿舍住过几天，李润惊讶地发现，十几年过去，时间仿佛在陶勇身上停滞了：
“他的吃穿用度完全和上学时候一样：卫生间的淋浴头一看就是用了多年，水管僵化，水流凶猛，床上盖的被褥还是多年前的‘超市货’，盖在身上又硬又滑。”
而此时，陶勇早已从学校毕业13年，从“小陶医生”变成了北京朝阳医院眼科的“陶主任”。
也成为了博士生导师，人民医院最年轻的副教授，每天，全国各地有上千名患者因为他的医术慕名而来。
然而，这些荣耀似乎并没有对陶勇有太大影响，当朋友们问起他的梦想时，他的回答，或许还是如十几年前一样：
“攻克癌症，留名史册。”
陶勇与患者
一路走来，陶勇也并非没有过迷茫时刻。
2009年，陶勇随自己参加的公益医疗队“健康列车”前往江西乐安，为当地患者免费做白内障手术。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位叫王阿婆的奶奶。
后来，陶勇曾在许多不同场合的采访中，反复讲起王阿婆的故事。
2018开往广东肇庆的“健康列车”上的一位奶奶
见到王阿婆时，她的眼部状况已经十分糟糕，白内障的严重程度放在北京的大医院也算是复杂病例。
彼时，陶勇刚从德国访学归来，正式进入医院工作，出发之前，他的老师反复叮嘱：“不要惹火，复杂的病例不要去碰，因为你很有可能会失败。”
思量再三，陶勇无奈地告诉当地的联络员，这个手术自己做不了。然而，联络员给他讲了一段故事：
10年之前，王阿婆的丈夫去世，5年前，她的儿子也因为一场事故不幸遇难。
一家三口，只剩下王阿婆每日坐在黑黢黢的房子里，守着记忆过日子，因为眼睛看不见，王阿姨平日里最爱做的事情，就是拿出儿子与丈夫的照片来回抚摸。
近两年，王阿姨的身体也一日不如一日，前段时间还被检查出肿瘤，时日无多。
在当地，有一个风俗：人离世的时候，要穿着自己亲手做的寿衣入殓，不然到了“那边”会见不到自己的家人。
而王阿婆却因为几乎失明的双眼，无法为自己缝制衣服，每日都在因为担心去世后无法与家人团聚而默默流泪。
听完这个故事，陶勇抛开一切顾虑，替王阿婆的双眼做了手术，手术十分顺利，术后王阿婆的视力恢复到了0.6。
手术中的陶勇
3个月后，联络员联系到陶勇，告诉他，王阿婆在手术后的一周，就离开了人世。
也就在那一周里，她替自己缝制了寿衣，并将儿子与丈夫的照片，缝在了口袋里，这样照片就再也不会掉出来了。
阿婆还让联络员替自己向陶勇表达了感谢，说自己这些年一直一个人，什么也看不见，在黑暗中很孤独，也很想回家，谢谢陶勇，帮她找到了回家的路。
王阿婆的故事成为了陶勇事业中的一次重要转折点，他突然很庆幸自己当初为王阿婆做手术的选择：
“作为医生生涯开端的手术，我感受到了专业性以外的东西。”
“ 健康列车”上的医疗环境
对于陶勇而言，作为一名医生，“专业性”固然重要，而抛开专业性之外的情感与共情力，以及对于生活冷静的认知，也弥足珍贵。
在陶勇身边，常常有曾经的同学离开公立医院，进入私立医院工作。
毕竟，在医生群体中，“私立医院”四个字意味着相对简单的病情，家庭条件较为优越的病人，高额的薪水以及清闲的工作。
眼看许多同门都进入私立医院，经常有人问陶勇，会不会动摇过？陶勇说哪儿是“动摇过”，是经常动摇。
长久以来，对于陶勇而言，在工作中赚钱也很重要：“虽然不是排在第一位，但是却排在前三位。”
然相比优渥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他在长期与病人相处中形成的一种关系：
“不像医生和患者，也不像家人，有点像一个战壕的战友，我们共同的敌人就是病魔。如果我放弃了，我会觉得有种背信弃义的感觉。”
陶勇与病人
陶勇常常说，自己拥有的许多力量，都是患者给的。
而也正是这股力量，在这次伤医事件中，给了陶勇极大的支撑。
在受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陶勇一直想不通，为何这个病人要来伤害自己。
砍人者是一位北京怀柔的农民，是陶勇在被砍前三个月所接诊的一位患者，这位患者出生便高度近视，在找到陶勇之前，做过三次手术，并且已出现并发症。
陶勇曾这样形容这位病人手术的难度：如果将视网膜比作两张用胶水黏住一年的卫生纸，那么这场手术便是要将这两张卫生纸分开，且不能损坏两张卫生纸。
在被许多医生拒绝后，病人找到陶勇，和他说自己无论如何都想要再试一试。
从医学角度看，在90%的眼科医生那里，这位病人的双眼，都无法再被治疗了。然而陶勇仍决定再帮这位病人做一次手术。
做手术时，陶勇恰巧腰伤复发，腰部打了6个钢钉，疼痛难忍，但纵使如此，他依然坚持完成了这台长达2小时的手术，并在合理范围内替病人减免了部分医药费。
手术之后，这位病人恢复了部分视力。
后来，陶勇在“脱口秀反跨年”演讲上，以“自嘲”的语气说道：“他能够那么精准地砍到我，还不能够说明我治疗得好吗？”
《脱口秀反跨年》上陶勇的演讲
也正是因此，陶勇在听到行凶者是他后，才会如此错愕。
脱离危险后，陶勇迎来了漫长的恢复期。需要康复的，有手上的伤，也有心里的伤。
因为整个左手的肌腱和神经都被砍断，需要重新缝合生长，所以陶勇的手很长一段时间都像被放置在冰窖中，轻轻一碰，就如刀割一般疼痛。
除此之外，因为无法对温度进行感知，有时只是简单吃一碗馄饨，陶勇的手上都会被烫出两个大水泡。
更痛苦的，是复健治疗——将新长的瘢痕拉开，以免长死后手不能动作。
陶勇说每次复健的疼痛，可以被称之为“极刑”，而这样的复健，他每周要做上好几次。
做康复训练中的陶勇
因为这次伤医事件，大量的关注涌向陶勇。
在陶勇躺在重症监护室的日子里，每天都会有许多网友去他微博下留言，祝福他早日康复。
而陶勇很多患者都在听说他受伤的消息后嚎啕大哭，甚至有一位患者的母亲托人转告陶勇，说希望将自己的手捐给他。
正是因为这些人的存在，让陶勇感受到了力量，也让他决定站在镜头下，接受采访。
他说：“我希望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对医护安全的呼吁以及盲童的救扶，献上自己的微薄之力。”
而在这期间，大家鲜少会聊起，陶勇何时会重新回到医院工作，甚至有人担心，他会留下阴影，无法再踏入诊室——这在医生中并不罕见。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在经历114天的治疗后，2020年5月13日，陶勇恢复门诊。
被问到，为何这么快就要恢复门诊时。陶勇笑了笑回答道：
“憋不住了，我想和他们（病人）唠唠啊。”
陶勇恢复门诊后
恢复就诊当天，来看病的病人手中都带着鲜花、果篮和当地小吃，站在陶勇医生的诊室门前，等待着他的回归。
而诊室，还是曾经那间。
对陶勇而言，那间诊室里，发生过的并不只有坏事，而更多的，还有那些温暖人心的故事。
不同的是，陶勇身后的那堵墙，在他受伤后没几天，就被重新开了一扇门。
没有人聊起这扇门的作用，只不过，从这扇门看过去，能够刚好望见陶勇忙碌的背影。
陶勇受伤后，诊室后面开的一扇新门
如今，陶勇的生活已经渐渐归于平静。
每天，他仍旧从家出发，乘坐1小时的地铁来到医院，穿过医院大厅以及充满人群的走廊，走入诊疗室换上白大衣，开始一天的问诊。
似乎，陶勇的生活轨迹和之前并没有太大差别。
只不过，那间属于他的诊室里，多了一个后门；他的左手上，多了一条长长的伤疤；
偶尔，有人出现在他的身后，他开始会下意识地担心。
而最大的变化，是他那双仍处在康复阶段的双手，或许无法再重返手术台了。
这些，都是这起伤医事件留给他的不可逆转的变化。
2020年4月，陶勇接受采访此时距离他恢复门诊还有半个月
对此，陶勇早已可以用一种平和的姿态去面对与接纳。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命题，也开始在40岁这年，重启自己的职业规划。
或许，正如陶勇在书中说的那样：
“既然世界可以无纪律、无原则地用榴莲吻我，那我就只能有组织、有计划地把它做成比萨了。”
而如今，陶勇的比萨，做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