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山药蛋派”是中国新文学史上重要的小说流派之一,通过剖析“山药蛋派”及其与此相关的作家、作品,我们可以深刻把握到其在特定历史时空下形成的农民主体性与现实主义精神,并以此体悟“山药蛋派”的时代价值。
“山药蛋派”一般被认为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以山西农村为创作基地的特定题材小说。“山药蛋派”以赵树理为代表,成员还有马烽、西戎、孙谦、胡正等,他们都是山西本土农民,对山西地区的乡风乡俗有着深刻体会,并将其渗透进自己的写作中。这些作家描绘出了一大批形象鲜明的农村人物形象,既有思想先进、积极进取的也有思想落后倒退的,而这也充分反映了解放区封建残余和解放精神冲击的现实主义问题。
一、“山药蛋派”中的农民主体性
马烽曾表示:“我们都是以描写农村题材为己任, 心目中的读者对象就是农村及农村干部, 自己所写的作品, 总希望一些识字的人看得懂, 不识字的人能够听懂。”所以在作品的创作上,作家关注农民的趣味和欣赏水平,写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其中,赵树理的农民题材作品写得最好。
“山药蛋派”的主将赵树理从小生活在农村, 深受民族文化, 尤其是山西地域文化影响, 对农村风土人情、风俗习惯以及各种民间艺术形式都颇有了解。他的创作在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同时, 保持着农民主体性的永恒价值。
他坚持为农民写作的意愿, 期望用文学艺术形式诠释自己对劳苦大众深沉的关怀和怜悯。在解放革命时期,文学创作致力于文化宣传,旨在为人民解读不同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而赵树理坚持打破原有文学创作形式,坚持口语化、通俗化创作,使其作品与底层劳苦大众直接对话。他真心用自己的生命在为农民写作,把自己的读者定位于农民,因而作品的呈现自然落实到百姓的心中,作品既写先进也写落后,更注重时代更迭中农民的感受。比如《小二黑结婚》是赵树理写于1934年的短篇小说,小说描写了抗战时期解放区一对青年男女为追求婚姻自由,冲破封建传统和守旧家长的阻挠,最终结为夫妻的故事。小说塑造了二诸葛、三仙姑两个落后农民和小二黑、小芹两个年轻进步农民的形象,作品歌颂新婚姻法,反对混进新政权中的封建恶势力和封建迷信思想,通过新老两代人的意识冲突与变迁以及对新旧两种农民的对照,反映了新时代进步农民反对封建社会或家庭的专制与压迫, 从而追求个人的解放与自由。
其他的“山药蛋派”作家,同样肩负着为民的使命,坚持创作中的农民主体性,例如:马烽擅长写普通的农民,表现这些人物美好的心灵世界,使自己的作品总是激荡着一股正气。他们也把文学创作与农村实际工作联系起来,重视小说的社会功能,追求小说对人民大众的指导意义。
二、“山药蛋派”中的现实主义精神
“山药蛋派”是在“为工农兵服务”的精神指引下顺势产生的,其必然蕴含着浓烈的现实主义精神,着重体现在体现在革命的现实主义方法上。
山药蛋派的创作方法是采用革命的现实主义。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西作家们,在革命过程中,为各项工作中亟需解决的问题(现实生活中的矛盾),给予迅速及时的反映,帮助问题得到尽快的解决。“山药蛋派”的作家们同时清醒深刻地感受并理解到中国长期的封建残余思想仍然毒害着广大农民,个体落后的小农经济所产生的自私自利等落后意识在农村仍然蔓延,成为农村中各项革命与建设出现问题的思想根源。
“山药蛋派”的作家们深刻体会到这一问题的存在,塑造了为数可观的正在改造过程中的各具独特性格的农民艺术形象,警醒现实中的农民。作为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赵树理抛弃了一切当时粉饰现实的虚伪写法,实实在在地写出了农村出现的真实情况。仗势欺人的农民干部、应被同情可怜的农民皆被一一呈现。赵树理用现实主义的手法讽刺了生产过程的出现的种种矛盾,不论是干部,还是农民,有错必惩。
《三里湾》是第一部描写生产合作化潮流的优秀长篇,通过对村里四户人家两种思想,两条道路,两种生活方式的矛盾、斗争和变化的具体描写,揭示出合作化运动的艰难性和复杂性,以及其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通过过“扩社”和“开渠”两件当年三里湾的重大事件,冲击了传统家族生产体系中的经济准则和亲情关系,准确反映了生产合作化这一现实发展问题,赵树理紧密反映现实,但不盲从现实,将现实性缺陷问题和自己的思考结合。
山药蛋派的其他作家事实上都是在赵树理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 他们都秉承了赵树理的传统, 从现实生活中去寻找灵感与素材, 关注农民在新旧社会更替时期的生存状态, 并以朴素而幽默的笔调抒写了人民群众的喜与忧, 既让人看到社会的发展进步,又展示了在解放建设革命中裸露的现实性问题。他们敢于揭露和批评农村干部的虚假浮夸也毫不留情描绘出落后百姓丑态的一面。
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发挥小说的讽劝教谕功能,让“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落实到位。如赵树理在解释为什么把自己的小说称为“问题小说”时指出:“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
“山药蛋派”作家们通过对农民主体性的描绘,在革命现实主义的浪潮下,推动了农民思想上的翻新,重构了新型家庭关系,展现了农民新的道德风貌,同时也揭示了农民思想改造的长期性和艰巨性。